张斌对话陆铭:2025,钱从哪里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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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聚焦总需求现状、政策应对路径、产业结构重塑、消费趋势变化等一系列亟待破解的关键议题,追溯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腾飞奇迹之后所遭遇的困境与应对之策。

 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当下,中国经济已然走过高增长的辉煌历程,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。如今,潜在经济增速放缓与需求不足如影随形,成为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双重困境。

  需求不足并非偶发现象,其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及水平息息相关。当经济发展进阶、供给能力攀升至新阶段,需求不足便极易转化为持续性挑战。

  在经济学界,众多学者达成一种共识:尽管需求不足或可溯源至收入分配失衡、资产费用 泡沫破裂等结构性弊病,但真正能让经济遭受重创的,往往是对需求不足所采取的不当应对策略。

  中信书院邀请《增长奇迹之后》作者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、CF40 资深研究员张斌,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展开深度对话。

  聚焦总需求现状、政策应对路径、产业结构重塑、消费趋势变化等一系列亟待破解的关键议题,追溯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腾飞奇迹之后所遭遇的困境与应对之策,进而探寻契合中国国情的2025破局良方。

  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:需求不足

  主持人:从三重压力开始,需求不足不断出现在政策的表述中,而且逐渐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矛盾,该怎么理解当前的需求不足?

  张斌:讲到需求不足原因的时候,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解释。而解释多了以后,解决问题的政策指向也会非常分散,不利于聚焦解决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对需求不足的原因做一些分层。

  需求不足的之一个层面是负面冲击,也可以叫做最初的诱因。诸如长期累积而成的收入分配极化现象,资产费用 泡沫的破裂,像是股市的急剧下跌、房地产费用 的大幅跳水,抑或是前两年我们所历经的新冠疫情,诸般各类因素相互交织,皆有可能成为引发需求不足的导火索。

  第二个层面就是市场自身的化解能力。我们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,特别是古典经济学派认为,如果费用 是完全弹性的,市场能够自发地出清,需求不足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。

  在现实情境中,费用 并非完全弹性,市场难以迅速自发实现出清。非但如此,市场在受到初始诱因或冲击后,还会放大需求不足的状况。

  以房间内ABC三个人的经济关系为例,A的支出构成B和C的收入来源,B的支出成为A和C的收入,C亦如此,三个人相互关联形成一个经济循环,即彼此的收入取决于他人支出,而自身支出又转化为他人收入。

  无论初始诱因与冲击如何,当A突然减少支出时,即便B和C原本正常,其收入也会因A的变化而降低,进而导致B和C的支出随之减少。如此一来,A、B、C三者的收入与支出便会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困境。

  就个体而言,其基于收入下降而减少支出的行为看似理性,然而这些个体行为累加的结果却呈现非理性的螺旋下行态势,这便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。

  第三个层面就是政策的应对措施。大萧条时期,需求不足问题极为严重且被放大。凯恩斯强调,大萧条的原因是政策应对糟糕所致。弗里德曼则强调是货币政策出错,此观点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可。

  需求不足可从三个关键层面深入剖析。在初始诱因层面,就中国当前状况而言,疫情的冲击及其遗留影响显著,房地产市场历经大规模调整,同时还处于债务风险化解进程中,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需求不足的源头。

  从市场层面来看,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得 *** 相关收入锐减,进而导致 *** 支出也呈现下降态势,以 *** 类比为A,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B,其他居民和企业为C,房地产投资与 *** 广义支出在GDP支出中占比达40%,当二者消费动力不足时,其余部门收入大幅下滑,居民收入与企业盈利遭受严重冲击,随后居民减少购房、税收减少,如此形成恶性循环,不断放大需求不足的状况。

  从政策层面来看,过去近两年间,货币政策虽下调利率,但下调幅度低于物价降幅,致使真实利率不降反升;从财政政策来看,对比疫情前10%以上的广义财政支出增长,近期增长极为缓慢,今年前期甚至出现负增长,整体应对力度不足,难以有效遏制需求不足的螺旋下行趋势。

  综合这三个层面的立体解读,对于深入理解当下中国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。

  陆铭:我补充一点张老师未提及的部分,即消费结构。

  回顾今年 *** 工作报告中 *** 消费的三个关键词:提升收入、优化结构、减少限制性措施。在优化结构方面,制造业与服务业呈现不同态势。制造业需求相对不足,其结构性过剩主要缘于两方面。

  一方面,长期以来各级地方 *** 倾向于发展制造业,因其投资规模大,短期内能带动显著增长且税收便利,但产能超常增长。

  另一方面,过去制造业依赖出口消化产能,如今外需疲软。同时,随着国内经济与收入水平提升,消费结构发生变化,遵循全球发展规律,新增消费更多倾向于服务业,制造业需求渐趋饱和,例如家用电器、汽车乃至手机的消费增长均呈现放缓迹象。

  尽管总体消费不足,但服务业领域仍有亮点。尤其是青年群体吃喝玩乐方面的消费增长迅速,像听音乐会、参加音乐节、外出旅游等。服务业存在大量新增需求。

  但服务业的供给却面临诸多问题。

  其一,管制较多。现存的限制大量集中于服务领域,既约束了服务供给,也抑制了服务需求,阻碍了服务消费对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。

  其二,供给能力受限。以电影行业为例,今年电影票房大幅下降,但并非观众没有观影需求,实则微短剧市场规模已超电影市场,说明居民对文化精神类产品仍有需求。就我个人的观影体验而言,国产片质量参差不齐,电影投资因排片、审核等因素难以获得稳定回报,投资者积极性受挫,供给侧问题导致服务业的结构性机会未能充分释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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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拉动内需谁来牵头,消费还是投资

  主持人:在当前需求不足的形势下,能否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需求从而成为主导力量?

  张斌:从世界 经验与对比而言,我国存在投资占比偏高而消费占比偏低的情况。即便考虑统计口径争议并做出调整后,消费占比依旧较低。我赞同提升消费。不过,提高消费应作为一项长期制度性安排,它不同于逆周期政策,不能朝令夕改,对消费的支持必须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。

  我非常同意陆铭老师所讲,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,许多消费潜力难以释放,原因在于消费的供给端存在缺陷。有些消费需求明明存在,却因供给无法跟上而被抑制,而供给不足背后涉及诸多体制性因素,比如市场准入限制、市场公平竞争受阻等,这些都是后续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所在。

 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,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,都是极为重要的举措。但我觉得在现阶段,仅仅依靠增加消费并不足以扭转需求不足的局面,这是一个长期且需要众多政策和制度协同安排的系统性工程,并非简单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能够达成。

  在疫情之前,消费占比呈现上升趋势,结构也在逐步优化,然而疫情来袭之后,特别是近期,消费陷入低迷状态。这其中既有长期制度性因素的影响,也有周期性因素的干扰。从居民消费支出倾向来看,当下制约消费的核心因素是收入增长。

  正如宏观经济学所阐述的,收入取决于支出,支出多则收入多,进而分配到居民手中的收入才会增加。如今消费低迷是因为收入低下,而收入低又是由于总支出水平不足,就如同之前提到的 A、B、C三者循环陷入螺旋下行的困境,收入一旦下降,消费作为结果必然也会随之降低。

  那么,如何打破这种循环就成为关键问题。

  在我看来,在收入循环支出的负向循环里,如果进一步细分,在支出方面,消费是慢变量,投资是快变量;在收入方面,企业盈利和 *** 收入是快变量,劳动者收入是慢变量。

  当前是投资的下降率先带动了企业盈利和税收的下降,形成了快速的负循环,进而带动整体收入和支出水平的下降,最终导致消费和劳动力收入等慢变量的下滑,也就是快变量的变动引发了慢变量的变化。

  所以,如果想要在短期内快速摆脱需求不足的困境,最为有效的着力点还是在投资方面。只有抓住投资这个快变量,尽快扭转当前的负向循环,使总支出水平恢复正常,才能稳住收入,进而带动消费等慢变量得到改善。

  当然,我只是从逆周期政策的角度来阐述我的观点,对于支持长期消费的供给端优化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举措,我是非常认可的,只是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不同的政策目标,并对应采用合适的政策工具来加以实现。

  陆铭:在当前形势下,对于短期通过投资政策,如加大财政支出甚至适当增加 *** 负债来扩大投资与需求,我是认可的,但投资需关注结构。

  一方面,应避免投向已产能过剩的部门;另一方面,鉴于地区经济分化显著,人口减少地区的基础设施已闲置,投资应向人口流入、外来人口市民化需求强烈的地区倾斜,如道路、地铁、学校、医院等领域,使投资与人口流动方向契合,实现产业与地区结构的优化。

  关于消费,张斌老师提出其是长期政策,我表示赞同且有补充。

  短期内 *** 并非无所作为,可加大对低收入者、失业者、老人等困难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,无论是现金还是消费券形式,都能 *** 消费,因其受经济负面冲击较大。

  在 *** 消费结构上,应鼓励服务消费,尤其是在较发达的地区。如上海发放消费券,鼓励** 、住宿、餐饮和电影消费。购物需求有饱和现象,且存在跨时替代问题,而服务消费不存在,所以 *** 手段可优化。

  针对社会公众认为没钱消费的看法, *** 可通过提升收入来促进消费。

  在学术界长期存在消费能否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争论。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,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主要缘于资本积累、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,消费并非增长动力。

  但当经济偏离更优增长路径,如投资过度、消费占比低时,提高消费占比是正确的。

  制造业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,劳动收入占比低, *** 投资发展制造业会形成负向反馈,即劳动收入占比低又反过来不利于居民消费;而服务业劳动收入占比高,若能释放其发展机会,可形成正向反馈,优化服务供给能在供需间形成良性循环,即提升劳动收入占比,并提升居民消费能力,在此情况下,消费可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。

  中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经济偏离了平衡增长路径,经济出现了消费率偏低,特别是服务消费偏低的问题。需区分经济在不同状态下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,避免误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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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钱从哪里来,服务业还是制造业

  主持人:当前存在需求不足且部分需求被抑制的情况,在经济快速调整与转型期,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现疲软,在此背景下,未来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存在于哪些领域或方面?

  张斌:从中国经济供给面来看,相比世界其他地区,中国人工作是十分卖力的,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以及餐饮、旅游、住宿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领域,创新层出不穷,总体而言,供给端亮点颇多,大家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且持续奋斗。

  然而当前的突出问题是,尽管大家辛勤劳作,获得感却不强,企业盈利、居民收入与 *** 税收均呈下降态势,这表明主要矛盾在需求端。

  若能迅速打破需求不足局面,将有力支撑经济增长。信心与预期不足的关键在于人们收入不佳,若需求不足得到缓解,将对信心和预期产生积极作用。

  从长远结构视角探究增长动能,服务业领域潜力巨大,无论是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类需求,还是产业升级衍生的生产 *** 业需求都极为可观。

 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,如零售、批发、住宿、餐饮和旅游等方面,中国已具备较强全球竞争力。

  但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或公共服务业,虽有需求却因供给端诸多结构性因素,如市场准入门槛高、公平竞争受限、 *** 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,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。以世界 类似发展阶段国家为参照,中国在这些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缓慢。

  因此,从需求端长远来看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存在且人们不懈努力,关键在于供给端结构政策能否深化改革,若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、保障公平竞争、提升 *** 公共服务水平,这些都将转化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。

  陆铭:当前应紧紧抓住结构转型这一关键力量。特朗普上台后加征关税将冲击中国制造业出口,这越发凸显启动内需增长的重要性,强化了内需发展的紧迫性。

  内卷现象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存在差异。制造业因产能过大而靠压价竞争,服务业则是由于大量机会未释放,众多从业者集中于少数行业,如外卖和网约车领域,加剧内卷。若能释放更多服务业岗位,内卷程度将得以缓解,可见结构转型意义重大。

  服务业对制造业有着重要的赋能作用。制造业面临升级换代任务,需依靠创新、品牌与技术进步提升品质,生产 *** 业在这些方面可助力制造业发展。生活服务业能大量消耗制造业产能,二者并非对立关系。

  例如,** 活动会带动冲锋衣购买,音乐节促使购买垫子,餐饮消费带动桌椅餐具需求等,服务业发展可拉动制造业需求增长,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在于释放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效能。

  此外,还存在空间机遇。中国人口空间分化是长期趋势,人口流动呈现农村向城市、小城市向大城市、大城市外围向中心城区集中的态势,其本质动力是对服务业的需求。如留守儿童问题已发生变化,越来越集中于流动人口老家县城,务工人员对教育质量比以前有更高要求且县城消费优于农村。

  大城市和中心城区消费场景更丰富,服务质量与多样性更佳。这就要求供给侧在制度、基础设施等方面适应人口空间格局变化。比如** 消费和餐饮消费,城市街道的开放性、河流(河岸)的合理利用等都可成为消费场景,减少限制对 *** 消费至关重要。

  长期来看,制造业创新与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相互配合,既能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,又能催生新消费模式,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只要持续改革开放,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强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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